2003 年第 4 期 ( 总第 78 期)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Dec12003 A Quarterly , No14
    
    【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社区实验 : 市民社会的前兆 ?
    J 1 德勒斯 　 柯丹文 　 D1 金淑霞编译
    (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济南 　 250100)
    
    【摘要】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有可能显著影响其政治发展的改革 。其中 , 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之一是 社区的发展 。作为社区前身的居民委员会是地方政府附属物 , 而不是代表其居民的组织 。随着经济改 革引发的国有企业重组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 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组织来接管传统上由单位履行的社会 福利功能 。因此 , 经过挑选的全国实验社区在健康 、教育和再就业服务方面被赋予了新的职责 。社区 建设还处于实验阶段 , 但是 , 如果这种结构在全国推广 , 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目前社 区受到地方政府控制 , 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将有助于它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如果这 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 , 将会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 。 【关键词】市民社会 ; 社会团体 ; 政治改革 【作者译者简介】J 1 德勒斯 (James Derlet h) , 美国图伦大学教授 ,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兼职教授 ; D1 柯丹 ( Daniel Koldyk)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员 ; 金淑霞 ,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 究所硕士研究生 。 【中图分类号】D6 ; 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 5574 ( 2003) 04 - 0003 - 16
    
    　　
    
    引　 言
    
    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 影响 。国有企业已面向市场独立经营 , 亏损的国有企业被关闭 。由于单位有责任为其职 工 ( 包括退休职工) 提供住房 、福利 、退休金 、医疗 、失业救济等服务 , 国营企业职工 习惯于企业的大锅饭 。企业的转制或倒闭 , 使大量国企职工失业 , 同时也失去了享受这 些服务的机会 。单位的服务功能在下降 , 而相应的社会服务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 同
    
    Ξ
    
    Ξ 加拿大国际发展处 “公民社会项目”资助了本课题的研究 , 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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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 随着失业人数不断上升 ① , 临时工队伍日渐庞大 ② , 非国营领域的从业人数迅速增 长 ③ , 家庭小型化 、人口老龄化以及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渴望 , 对各种社会服务的需 求却在增长 。这种情形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 。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 并威胁到政局的稳定性 。据中国官方的 劳工统计 : 1992 年至 1999 年期间 , 劳务纠纷数量增加了 14 倍 [ 1 ] 。 2000 年 2 月 , 辽宁 省某地发生了因矿井被关闭 , 工人只得到很少的遣散费而引发的骚乱 [ 2 ] 。 形势的严峻促进了一系列社会实验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 , 政府就开始进行自身改 组 , 例如转变政府角色 , 向地方政府放权 , 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等 [ 3 ] 名监督者 , 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来控制宏观经济 。[ 4 ] ” 作为改革的一部分 , 民政部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倡导社区的创建 ④ , 目的是接 管传统上由单位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 。例如 , 建立老年活动中心 、青少年活动中心 、实 施环境规划 、开展社区健康服务等 ⑤ 。几年后 , 社区已遍布全国 。一名中国学者认为 , 社区的观念虽然仍欠明确 , 但已被广泛接受 , 社区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 [ 5 ] 。尽管最初 社区只是被赋予了一些有限的基本职责 , 但一些城市的社区迅速扩大了其活动范围 。 为鼓励这种做法 , 民政部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指定了 11 个城市的社区作为 “实验 社区” 并给予这些社区以有限的自治权 。 , “实验社区”的选择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政 治发展水平 、所处地理位置等因素确定的 。11 个社区分别位于北京 、重庆 、海口 、南 京 、青岛 ( 两个) 、上海 、沈阳 、天津 、武汉 、西安 。2000 年 , 实验社区的范围又扩大 到另外 10 个城市 。它们是 : 本溪 ( 辽宁 ) 、长春 、佛山 ( 广东 ) 、杭州 、合肥 、克拉玛 依 ( 新疆) 、漯河 ( 河南) 、深圳 、石家庄 、厦门 。 不应低估这项实验的重要性 。朱　基总理认为 , 社区将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福利制 度的基础 。或许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 社区将会由于 “提高基层民主”和加强 “政治建 设”而扮演一个政治角色 [ 6 ] ( P11) 。值得注意的是 , 最近两年内 , 民政部计划对这些实验 区进行正式评估 , 利用其中最有效的社区建立一个模式 , 并将其在全国推广 。
    ① 到 2001 年末 , 城市地区失业总人口达到了 681 万 , 不包括 515 万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无数农村剩余劳 动力 , 据专家估计 , 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占整个农村人口的 20 % , 见《中国的挑战 : 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载 2002 , 年 2 月 7 日《中国日报》 http : / / www11chinadaily1com1cn/ en/ doc/ 2002 - 02/ 07/ content- 1059291ht m , ② 据估计 , 1990 至 2000 年期间 , 超过一亿的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 。参见李明《状况 : 为流动儿童 接种疫苗》 载 2000 年 4 月 26 日《中国日报》 , 。 ③ 1998 年 , 5313 %的劳动力在非国营领域就业 , 而 1978 年只有 012 %。参见李明 《就业结构的变迁》 载 , 2000 年 5 月 4 日《中国日报》 。 ④ “Shequ”由两个汉字组成 。 “社”的意思是 “Community or society” “区”的意思是 “District or area” , 。中 国学者认为 “Community”是最准确的译法 。但在英语国家 , “Community”一词有多种含义 。在中国 , 常见的描述 是 “居住在某一地方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 , 从事多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区域生活共同体” 。然 而 , 由于不同地区的社区组织的机构和职责有很大不同 , 很难确切描述 。参见唐忠新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导论》
    ( PP 215 - 218)
    
    。一名中
    
    国官员这样描述这些变化 : “政府不再是一个大家庭的父母 , 什么事情都管 ; 而成了一
    
    (讲授大纲) http : / / 202196193151/ sqweb/ files/ lilunyanjiu71ht m ⑤ 需要说明的是 ,1999 年至 2001 年期间北京投资 7200 万美元发展社区服务中心 ,90 %的居民区已经拥有了服 务中心 。见 《绿色社区有益居民》 2000 年 2 月 11 日 ,载 《中国日报》 《社区俱乐部的老年之花》 2000 年 11 月 22 日 ; ,载 《中国日报》 《北京加大社区服务力度》 2001 年 8 月 2 日 ; ,载 《中国日报》 ,http :/ / www11chinadaily1com1cn/ cndy/ 2001 - 08 - 02/ 238781ht ml ;另见简・ 达科特 《政治利益与中国医疗保险改革的执行》 2001 年 7 月 ,载 《社会政策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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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非实验社区来 , 实验社区的潜在的影响使之更具有认识的范本的意义 , 因此 , 这里的研究集中到实验社区的发展 ①。从经济发展水平 、地理位置 、行政级别和人口等 各方面考虑 , 我们选择北京 、重庆 、佛山 、南京 、青岛 、上海 、沈阳 、深圳 、石家庄 、 天津 、武汉等 11 个城市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 。论文基本框架如下 : 首先 , 描述中国地 方政府结构 ; 第二部分追溯社区发展的历史演变 ; 第三部分描述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 ; 第四部分考察社区的内部机构与职责 ; 第五部分考察社区发展的障碍 ; 最后一部分谈谈 初步的看法 , 并预测社区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可能承担的角色 。
    
    一 、社区的演变
    在考察社区之前 , 我们必须首先考察社区运作的环境 , 也就是地方政府结构 。中国 的城市虽然都称作 “市” 但其规模和行政级别差别很大 。中国城市通常分三个级别 : , 省级城市 , 如北京 、上海 、天津和重庆四个中央直辖市 ; 县级城市 ; 介于县级和省级之 间的地级城市 。一般说来 , 在地级以上城市中 , 又分为不同的区 , 作为一级政府 , 区政 府的行政级别与县相当 , 当然 , 直辖市中的区政府享有较高的行政级别 。在区政府以 下 , 有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 。每个办事处下辖数量不等的作为社区前身 的居民委员会 。根据中国宪法第 111 条规定 , 居委会是自我管理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 。但事实上 , 它是街道办事处的附属机构 , 也就是说 , 是地方政府的附属物 ②。 居委会负责宣传法律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 保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 调解民事纠纷 , 协 助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 , 帮助政府贯彻执行其政策 , 为居民提供服务 , 以及将居民的意 见和要求传达给政府等等 [ 7 ] , 例如 : 建立政治学习小组 、组织和管理小型企业 、实施 健康 、教育和文化计划 。居民委员会通常也协助地方公安部门的工作 。传统上 , 街道办 事处任命居委会领导并发给他们一小部分津贴 ③。 经济的发展变化限制了单位的能力 , 地方政府需要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问题 , 这些 都迫使中央政府考虑其他的选择方案 。20 世纪 80 年代 , 民政部门引进了在西方广为流 行的 “社区”概念 。自那时起 , 居委会的职责和影响开始扩大 。 社区的演变可以分为 3 个时期 。 11 社区服务 ( 1980 - 1990) 相对来说社区是一个新事物 。但是自 1949 年建国以来社区组织就一直存在 。作为 社区前身的居委会和中国所有其他组织一样 , 都扮演着政府代理人的角色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 由于社会问题不断增长 , 居委会才被赋予了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职权 [ 8 ]
    ( P123)
    
    。
    
    20 世纪 80 年代末 , 一些地区的居委会改名为社区 。另外一些地区则建立了新社区 。它
    ① 民政部允许实验社区比其他社区享有更大的自治权 。 ② 这一部分素材来源于詹姆斯・ 王在《当代中国政治》一书中关于地方政治的描述 , 普林蒂斯・ 霍尔出版社 , 纽约 , 1999 年版 , 第 171 - 175 页 ;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 、姜 艹 凡的专访 , 2000 年 4 月 30 日 ; 加拿大国际发展局 , 未出版的报告 , 1999 年 。 ③ 这种情况正在起变化 。在北京 , 一项新法律规定了居委会代表要进行直接选举 。参见田秀珍 (音译) : 《我 们选择他们 , 他们帮助我们》 载 2000 年 5 月 24 日《中国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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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都担负起传统上由单位或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责 。然而 , 资源的有限和政治权力的 缺乏使得社区无法为居民提供任何重要的服务 。 21 社区建设 ( 1990 - 1998) 社会问题不断增长 , 而居委会 ( 社区 ) 无力提供足够的服务 , 于是民政部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初主办了一系列研讨会 , 在这些会议上 , 产生了 “社区建设政策” 。该政策有 两个稍微有些矛盾的目标 : 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以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 鼓励社区在 为居民提供服务方面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 这一时期社区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 , 社区要么是独立的实体 , 要么由居委会 改名而来 。随着社区建设的继续发展 , 后一类型成为一种标准 , 因为许多社区是由居委 会合并而建立的 。社区与居委会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 : 被访问过的许
    ① 多社区都称自己为 “社区居委会” 。
    
    上海在社区建设方面做得比较好 。1995 年 , 上海市开始实施 “两级政府 、三级管 理”的体制 。换句话说 , 虽然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仍然负责政策的制定 , 但其他行为体 ( 居委会/ 社区) 将会在政策的执行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一体制可以看作是将政策制 定与执行相分离的第一次尝试 。另外一项重要的规定是允许建立非营利组织 。在上海首 创的基础上 , 石家庄市在社区建设中引入了 “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 、四级加强”的概 念 。比上海更进一步的是 , 这一体制不仅赋予社区执行政策的职权 , 而且赋予其行政权 力来确保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1998 年 , 青岛又进一步发展了社区概念 , 为社区建立了 独立的行政机构 , 并为居民建立了一个服务中心 。 然而 , 这一时期对社区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北部一个古老的工业城市 —— — 沈阳 。 在沈阳 , 许多工厂倒闭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 包括失业率上升 、缺少资金支付医疗费 和退休金等 。这引起了一系列大胆的主动行动 : 允许社区建立社区代表委员会 ( 由家庭 选举代表组成) 和社区管理委员会 ; 允许直接选举社区领导人 。 ) 31 全国实验 ( 1999 — 认识到这些特殊实验的成功 , 民政部指定了 11 个社区作为实验社区 。两年后 , 又 给予另外 15 个社区以实验区的地位 。这就使得它们有能力在没有具体的政府授权的情 况下实验新的政策 。此外 , 社区还得到一定的保护 , 因为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不希望自 己的权力有丝毫的削减 。由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警惕地维护着自己的权 威 , 这些重大的让步表明政府对这项实验的重视 。如果政府认为社区实验很成功的话 , 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区 。换句话说 , 社区将成为调整后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石 。 与旧行政机构的不同 尽管多数社区由居委会发展而来 ② , 但是它们之间仍有很大不同 。首先 , 社区内有 更多的居民 , 而且其地域范围比居委会要广 。其次 , 社区对其自身内部事务有更大的权
    ③ 力和控制力 。与居委会相比 , 一些地区的社区能够向政府说 “不” 。在一些直接影响
    
    ① 深圳的社区管理机构被称为 “社区管理委员会” 。 ② 举例说 , 重庆市江北区将 168 个居委会改为 109 个社区 。 ③ 例如 , 社区不象单位那样必须购买政府的报刊杂志 。被迫订阅报刊对单位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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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的领域 , 例如安全 、计划生育等方面 , 它们能够监督地方政府部门 。 从内部讲 , 社区大部分领导人比居委会领导人要年轻 , 受教育水平更高 。可能最为 重要的是 , 越来越多的社区直接选举领导人 。在一些城市 ( 南京 、上海 、武汉 ) , 社区 居民代表大会享有与街道办事处同等甚至更多的监督权 。总之 , 尽管社区仍然与地方政 府 , 尤其是街道办事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①但这种联系却远不及居委会与二者的联 系那么普及 。因此 , 一些城市的社区开始扮演 “自治组织”的角色 。而居委会虽然在法 律上有资格成为 “自治组织” 但它从来都没有成为事实 。 ,
    
    二 、社区建设的动因和目标
    社区建设的动因 民政部的负责人认为 , 社区发展有三个主要原因 : 经济的发展变化 , 地方政府效率 低下 , 社会发展落后 [ 9 ] ( PP13 - 18) 。
    11 经济的发展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 , 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单位度过的 。除了提供工作岗位 , 单 位还负责职工的医疗 、住房 、子女教育等等 。然而 ,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 , 单位已经没有 能力并且愈来愈没有义务提供这类福利 。失业率的上升 , 人员流动的加快 , 使得问题更 加突出 。 政府无力接管单位的传统社会职能 , 更不用说解决新问题了 , 因此 , 政府把注意力 转向了鼓励社区的发展 。由于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社区内 , 政府相信这是解决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中心所在 。这一点可以从社区健康中心的建立看出来 。1999 年 , 152 个城市开始进行社区健康中心的实验 。卫生部计划到 2010 年为止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 的卫生体系 [ 10 ] 。
    21 地方政府效率低下
    
    社区发展的另一个目的是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 。自从计划经济体制在 20 世纪 50 年 末建立以来 , 政府承担着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的任务 。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进一 步加重了它们的负担 。然而 , 它们的行政管理技能提高的速度却远远不及其职责增长的 速度 。结果是 , 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并不是十分有效 。这一点可以从城市里日益增长 的不满中看出来 。有学者认为 , 政府效率低下是 1989 年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推动 力 [ 11 ] ( P388) 。 政府官员希望通过增加社区的职责和权力 , 来减少地方政府管理方面的职能 , 使计 划更加有效 , 提高政府的可信度 。
    31 促进社会发展
    
    跟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公民更加关心生活质量 , 例如 环境污染 、教育 、娱乐 、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照顾等 。然而 , 政府难以全面地承担起责
    ① 街道在行政级别上并不是一级政府 , 因为它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独立征税权 , 执行而不是制订政策 , 但 由于它为社区提供大部分预算 , 而且在多数城市 , 街道拥有监督的权力 , 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级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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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社区有助于解决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 : 首先 , 它们需要 “很少的投资 , 而且行动迅 速” 其次 , 社区将会通过使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来促进社会发展 。社区可以 ; 使得 “成员更加关注其公共利益 , 鼓励他们参加社区建设” 。换句话说 , 中国共产党希 望人民靠自己 , 而不是靠政府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 12 ] 。 社区建设的目标 社区发展有很多目标 , 包括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 减少政府开支 , 增强 政府的合法性 , 提高生活质量 , 鼓励公民的社会参与 , 加强党的领导等等 。虽然政府官 员和学者都强调社区的实际效益 , 但后者中多数人把社区看作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第 一步 。
    11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社区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迅 速发展 , 但社会开支的增长缓慢 。这导致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 社会不安定因素 增加 。为缓解矛盾 , 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 通过承接并改善曾经由政府提供的服 务 , 重新建立起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 [ 9 ] ( P13) , 社区建设被赋予这一使命 。
    21 减少政府开支
    
    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 政府需要调整其开支结构 。社区将会在这一进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 。过去 , 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地支付社会服务的大部分开支 。为了履行这些服 务职能 , 建立了庞大的官僚结构 。这些机构 90 %以上都靠政府拨款 , 占政府预算的很 大一部分 。通过促使社区接管部分社会服务职能 , 政府希望节省部分资金 , 用于其他迫 切需要投资的社会项目 , 如教育和新的养老保险体系等 [ 13 ] 。
    31 增强政府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前 , 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 在这个社会里 , 人们 分担艰难困苦 , 人人平等 。然而 , 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带来的经济变化改变了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通货膨胀 , 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 , 失业人数增加和腐败的滋 生① 等诸如此类的矛盾增加了社会不满 , 助长了政治上的紧张 , 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 任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分散某些政府职能 , 也就是让政府更加接近人民 , 使其更加高效 来增强其合法性 [ 14 ] ( P29) 。
    41 提高生活质量
    
    收入水平的提高 , 使得人们从维持生计转向要求较高的生活质量 。政府希望社区能 更加关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 , 例如娱乐 , 托儿所 , 照顾老年人等 。2002 年 , 中 国约有 1 亿 3000 万退休人员 , 约占总人口的 10 %。到 2020 年 , 这一人数增至 2 亿
    3000 万 , 约占总人口的 1516 %。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 , 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已经成为一个政府无力单独解决的关键性社会问题 。北京市一名市政服务中心主任指 出 : 政府规划与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 、文化 、清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
    ① 2001 年 , 中国共产党惩治了 175 , 000 多名犯有贪污受贿等罪行的政府官员 , 比 2000 年多出 30 %。 《中国 惩罚数 千 名 官 员》 2002 年 1 月 23 日 《BBC 在 线》 < http : / / news1bbc1co1uk/ hi/ english/ world/ asia - pacifi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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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差距 [ 15 ] 。 51 鼓励公民的社会参与 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表明 , 没有公民的积极帮助 , 政府不能独自管理社会 。因此 , 需要一个机制来推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由于社区并非政府的一部分 , 人们希望社 区将会鼓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 , 使政府 “更加接近群众” 让人民参与解决自 , 己的问题 。换句话说 , “应该充分利用基层群众运动和自治群众组织来扩大公众参与 , 关于基层政府 、工厂和农村的地方事务和管理事务必须全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 16 ] 扩 ” 大地方参与度也被认为是增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 。 61 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尽管官员们一再强调政府的任务是 “创造和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优良环境 , 解决社 [ 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9 ] ( P17) , 然而 , 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 。 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指出 : “社区建设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区建设将会 “加强党在城 ; [ 17 ] ( P11) 市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更为明确的是 , 民政部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 区建设的意见》中宣称 , “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 , 在街道党组织的领导下 开展工作” 。因此 , 作为职责的一部分 , 社区必须 “宣传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和 [ 国家的法律法规”18 ] 。 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讲 , 这些目标不如它们潜在的长远后果重要 , 那就是中国政体 的根本变化 。社区建设要取得成功 , “需要转换整个体制” 从原来的 “强政府 、弱社 , 会”模式转向 “小政府 、大社会”的模式 。因此 , 有人认为社区实验是走向建立在地方 自治和民主扩大化基础上的新型政府结构的第一步 [ 19 ] ( P124) 。 社区建设将产生长远的政治后果 。过去 10 年中东欧的情况表明 , 一些群体或个人 贫困程度的增长 , 会严重破坏社会结构 。如果社区有助于舒缓不断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带 来的社会不安定 , 它将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度 , 同时促进非政府组织的产生 。
    
    三 、社区类型
    从 26 个实验社区的情况来看 , 基本呈现 3 种类型 。在 “上海模式”里 , 权力中心 在街道办事处 。他们将各种各样的职责委托给社区 , 称之为 “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 。 这种模式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从上海发展起来 , 其目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 而不是 鼓励公民参与 。结果是 , 这种模式与传统的认为社区 - 居委会是地方政府的扩展的观点 没有太大区别 。其他采取这种模式的城市有 : 北京 、佛山 、杭州 、南京 、天津 [ 20 ] ( P51) 。 “武汉模式”建立在 “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 、四级加强”的基础上 , 目的在于共享 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 , 鼓励各级政府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 以提高服务水平 [ 19 ] ( P124) 。虽 然社区的优先考虑事项仍然由地方政府决定 , 但这种模式给予社区某些资源 , 更重要的 是给予社区一些在执行政策时的自治权 。例如 , 在重庆 , 社区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 街道 办事处就给在社区工作的计划生育专家支付工资 。石家庄也是采取这种模式 。 最 “先进”的模式来自沈阳 。随着国有企业的倒闭 , 位于中国老工业区中心地带的 沈阳 , 承受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痛苦 。这种情形迫使地方政府允许社区扮演一个重要的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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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 。 “沈阳模式”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基础之上 : 政府没有办法解决日益增长 的社会问题 , 公民不得不自己解决 。与上海模式和武汉模式不同 ( 也就是说社区是政府 的延伸而非自治实体) , 沈阳模式的社区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 沈阳模式的社区有许多其它社区不具有的特点 , 包括政策制定上有很大的自治权和 自主选举产生社区管理委员会等 。一名民政部官员认为 , 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办事 , 群众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 21 ] ( P19) 。
    
    四 、社区的组织机构
    治理结构 与单位不同 , 社区是由地理上的一定区域或政治上的行政区组成的 。因为它们不是 政府机构的一部分 , 也不是法律实体 , 所以它们的组织机构形式也就多种多样 。然而 , 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概括 。最常见的机构包括居民代表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 。 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的人数从 40 到 100 不等 。除了居民之外 , 居民委员会的代表 还包括来自辖区内的政府部门 、单位 、街道办事处 、中国共产党和一些社会组织的代 表 。沈阳的 “教师之家”有 1960 名居民和一个 100 人组成的居民代表委员会 , 大约每 23 户一个代表 。相比之下 , 青岛市市南区的一个社区有 10000 名居民和一个 50 人组成 的居民代表委员会 。 居民代表委员会为社区做出 “重大决定” 包括挑选领导人 、批准发展计划和预算 、 , 制订社区规章制度 、审议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决定等 。需要说明的是 , 不同城市的社区 , 运行机制有所不同 。例如 , 在沈阳 , 社区领导人由直选产生 ; 居民代表委员会可以一个 月召开一次 ( 石家庄) , 或者半年才召开一次 ( 天津) 。 管理委员会是居民代表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一个典型的管理委员会包括 6 名成员 —— 、副主任和四名其他成员 , 至少每周会面一次 。从理论上讲 , 居民代表委员会做 —正 出决定 , 由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决定 。但事实上 , 管理委员会拥有更多的权力 。 少数社区还有一个咨询委员会 , 包括地方人大 、政协 、街道办事处 、辖区单位 、居 民的代表等 。咨询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居民代表委员会闭会期间监督社区的工作 。 领导人的选拔 社区实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就是选拔社区领导人 。领导人可以通过任命 ( 广东 佛山) 、间接选拔 ( 重庆 、天津) 或直接选举 ( 沈阳 、深圳 ) 等方式产生 。在中国 , 上 级任命是选拔领导人的标准方式 , 因此 , 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后两种方式上 。同社区发展 的其他方面一样 , 领导人的选拔过程也有很大的不同 。 —— — 间接选拔 在天津 , 社区领导人的选拔程序如下 : 11 街道办事处发出招聘社区领导人的公告 。申请人要符合一定的标准 ( 年龄 、受 教育程度 、工作经验等) , 才能成为合格的候选人 。一些社区要求候选人必须是本区的 居民 , 而一些社区则不做要求 。 21 由街道办事处对候选人进行能力测试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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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对得分最高的候选人进行面试 。 41 按差额原则确定候选人数 。 51 在社区内向居民宣传候选人的情况 , 包括候选人向居民进行自我介绍 。 61 社区居民代表进行投票 。得票领先者当选 。值得注意的是 , 候选人必须获得社
    
    区居民代表委员会 50 %以上的选票 。 这一过程表明 , 政府正在努力提高人民公仆的素质 , 并鼓励公民参与 。这是目前最 为普遍的选拔社区领导人的方式 。 —— — 直接选举 间接选举是领导人选拔方式的重大变革 , 然而 , 对未来政治发展影响更大的则是社 区领导人的直接选举 。虽然农村已经实现了直选 , 但政府对于城市的直接选举却有所保 留 。在一项称之为重大政治突破的过程中 , 少数社区进行了直接选举 ①。在上海 , 选举 是这样进行的 :
    11 居民和街道办事处官员提名候选人 。 21 候选人名单提交给居民代表委员会 , 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对各候选人的优缺点
    
    进行讨论 。在这一过程中 , 一些候选人退出 , 还有一些丧失候选资格 。
    31 居民代表委员会 、党支部 、街道办事处的代表听取候选人的演讲 , 按差额原则
    
    确定候选人数 。一般说来 , 社区领导人由 7 人组成 , 候选人为 8 人 。
    41 候选人通过张贴海报 、演讲等方式竞选一周 。 51 所有 18 周岁以上的社区居民都有选举权 。得票前 7 位者当选 。 61 领导成员以一经选出 , 就要进行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主任和副主任 。
    
    与大部分是老年人 、退休老太太并且是党员的居委会领导人相比 , 普通社区领导人 的形象很难确切描述 。在哈尔滨 , 社区领导人是活泼的中年妇女 ; 而在佛山 , 一个社区 的负责人可能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般来讲 , 任命或者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受 教育程度更高 , 拥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 , 不超过 45 岁 。可以预料的是 , 实行直选的社 区 , 领导层更加多样化 。不过 ,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年轻化 、受教育程度更高 。例如 , 重 庆 244 名通过社区考试的申请人中 , 年龄均低于 45 岁 ( 平均年龄为 36 岁 ) , 122 人受 过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 , 145 人有高中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 , 虽然党员优先考虑 , 但这 并不是选拔或选举领导人的主要标准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 社区主任由共产党员担任 。 政策制订 在中国 , 大多数行政决策是在少数决策者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做出的 , 然后公布于 众 。一般来讲 , 社区也遵循这种 “历史悠久”的传统 。 社区管理委员会会议召开的频率各城市不同 , 并无统一的规定 。在有些城市 , 会议 于每周固定时间召开 , 而在另外一些城市则每天召开一次 , 有的甚至根据需要临时召 集 。有些城市的社区会议是对公众开放的 , 而另外一些城市则一般不开放 。但即使是在
    ① 社会主义者顾迎春 (音译) 认为 , 直选是 “城市政治体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 ; 直选从 “中国农村向城市 发展”导致了 “中国民主基础的扩大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突破” 。《中国民主基础扩大到城市》 新华社 , , 2001 年 12 月 12 日 。 < http : / / www1news1xinhuanet1com/ english/ 2001 - 2/ 12content- 1595361h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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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众开放的社区里 , 居民在决策中的作用也很小 。一般说来 , 只有在议题直接影响自 身利益或接到特别邀请 , 居民才有兴趣参加社区会议 。此外 , 做出决策的时候居民必须 离开会场 , 而且 , 社区会议没有正式的公告 , 即使居民想参与决策 , 那也是十分困难 的。 内部结构 在大多数社区 , 管理委员会下辖一些部门 。这些部门的职责与 1990 年居委会组织 法赋予居委会的职责基本相对应 。这些职责包括党的活动 、计划生育 、治安 、社会协 调 、提供服务 、文化和娱乐活动等 。一些社区还在自己的区域内建立了专门解决特殊问 题的部门 。例如 , 深圳的退休部和重庆的经济部 。每一个部门都由管理委员会一个成员 负责 , 同时接受志愿者 、单位代表 、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以及对该部门感兴趣或者具有 相关技能的居民的帮助 。例如 , 请医生帮助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 。 预算 社区预算的 90 %以上由街道办事处提供 , 而街道办事处的资金则来自区政府 。街 道办事处也从地方征税中获取一部分资金 , 有时候征税工作由社区负责 ①。其余资金来 自个人捐款 、商业捐赠和社区设施使用费 。例如 , 青岛市市南区对于建筑承包人收取部 分费用 。武汉市五里堡社区对每户家庭收取一定费用来支付清洁工和保安人员的工资 。 社区也受益于优惠的税收政策 , 如社区经营的雇佣下岗工人的企业免缴多项税费 。 尽管上述这些措施给了社区一定的财政支配权 , 但由于社区预算的绝大部分来自政府 , 所以后者决定开支的优先考虑事项 。然而 , 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现象 。不久的将来 , 政府会减少其财政支持 , 迫使社区寻求自己的收入来源 。有趣的是 , 许多社区领导人希 望得到征税的权力 , 而地方政府官员却在极力反对这种权力的转移 。
    
    五 、社区发展的障碍
    在中国 , 自治社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障碍 , 包括缺少熟练的行政管理人员 、公民缺 乏参与兴趣 、官僚政治的障碍 、法律地位上的模糊 、缺乏资金来源等 。 缺少熟练人员 制约社区发展的第一个因素就是缺少经过专门训练的管理人员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 的不断壮大 ,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社区事务 , 但在当前经济发展不确定的时期 , 大多数社区领导人仍然是管理和技术水平有限的退休工人 。即使是在实行公开选举的社 区中 , 社区领导人职位的低工资也降低了申请人的素质 。由于薪水比平均工资的一半还 要少 , 而且在社区工作并不受人尊重 , 因此 , 社区领导人的职位通常并不能吸引十分合 格的候选人 。人们已经意识到缺少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是一个问题 , 正如刚才提到的 , 一些社区已经引进竞争性的考试 。这是一项全国性战略的一部分 , 其目的在于将公职的
    [ 产生建立在 “公开的 、民主选拔的基础上”22 ] 。 缺乏参与兴趣
    
    ① 在哈尔滨 , 社区领导人对于自己不能保留他们为街道办事处征收的税费一事颇有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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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社区被认为是地方共同体的化身 , 但一般来讲 , 居民一直不愿意参与社区事 务 。这种情况是由中国以往的政治体制本质造成的 。正如其他苏维埃类型的社会主义政 权一样 , 中国政治体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所有社会成员组成的等级制度框架 。在国家 层面上 , 政府通过一个无所不包的官僚机构对社会成员进行控制 ; 在地方层面上 , 通过 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控制 。这种体制限制了一个部门或集团的人与其他部门或集团的人 之间的直接交流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办事 , “ ‘关系’经常比正式官场职位更重要”的 原因 。这种体制对社区发展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 首先 , 在长达 50 多年的时间里 , 政府几乎控制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 因此 , 多 数人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找政府解决 。举例来说 , 在南京 , 一群居民对于附近一家 夜总会的嘈杂音乐非常不满 , 他们不是首先向夜总会抱怨 , 而是直接去找社区管理委员 会 。这种依靠政府或准政府解决问题的心态很难改变 ①。 其次 , 这种体制使得人们很难发现政府和社区之间的清晰差别 。尽管作为社区前身 的居委会法律上也曾经是 “自治”的社会组织 , 但现实中它们只是政府的附属物 。由于 社区是由居委会转化而来的 , 因此 , 多数人仍认为社区是政府的一部分 。因此 , 人们认 为他们的参与不会对自己的社区有任何影响 。 最后 , 居民之所以对社区参与保持沉默 , 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经历 。从历史上看 , 自 己作决定或者采取主动行动的人常常会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总起来说 , 居民不习 惯自己承担责任或者认同自己居住的社区 。 要让社区成为一道重要的政治风景 , 必须完成两件事 : 政府必须通过培养参与意 识 、鼓励参与来强调社区的重要性 ; 由臣民变为公民 , 这个过程是需要学习的 。已经出 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 。在杭州一个叫景方的社区 , 80 %的居民参加了 2001 年 12 月份进 行的投票选举 。一名居民指出 , “如果委员会里任何一名成员工作没做好 , 我们都会通 过投票让他下台 。[ 23 ] ” 官僚政治障碍 缺乏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行政体制的本质 。其具体特征是过多的行政 权力分割和庞大的官僚机构 。所有曾经和中国政府打过交道的人都清楚 , 这个官僚机构 极端分化 , 各部门都警惕地保护自己的 “界限” 。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 , 但中国政府 部门间的权力分割程度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要高 。这成为社区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 例 如 , 民政部门负责社会团体 , 但因为建立社区的目的在于取代单位 , 而且劳动和人事部 门控制着单位的财政来源 , 因此 , 该部门对于改革进程有很大的影响 。 官僚机构 “割据”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不同地域的社区之间缺乏沟通 。例如 , 沈阳 社区的许多领导人从未到过本区以外的其他社区 。社区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在偶尔召开的 全国或地区研讨会以及民政部门的年会上 。为了社区的健康发展 , 有必要建立正式的传 播信息与经验的渠道 , 从而让社区之间能够更好地学习彼此的经验 。有趣的是 , 监督社 区发展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其他城市的同行有着经常的联系 。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 : 负责 社区发展的官僚之间的联系比实际建设社区的人之间的联系要多得多 。
    ① 陈启能与姜 艹 , 个人访谈 。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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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政权前 30 年的中央计划经济 , 加上严格的等级管理体系 , 导致官僚机构 拥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 。这种治理方式很难改变 。尽管社区被认为应当是 “自治的” , 但在街道办事处有自来民政局的官员 , 扮演社区 “协调人”的角色 。社区更多地是作为 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 , 而不是居民的代言人 。 法律地位模糊 尽管社区实验已经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 但社区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很多社 区是由居委会合并而成 , 它们遵循的是 1990 年实施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该法的 实施是 “为了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 , 由城市居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 , [ 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7 ] 。 目前还没有规范社区的职责 、决策过程及其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法律 。虽然一些社区 已经利用这种法律上的模糊地位来尝试新政策 , 但总的说 , 这种情况限制了社区发展 。 首先 , 在没有法律地位的条件下 , 社区的运作完全依赖政府官员的判断。例如 , 从理 论上讲 , 指导社区发展的居委会组织法中规定了直接选举 , 但仍有部分社区管理委员会是 由街道办事处任命的。此外 , 由于社区是非法律实体 , 它们不能借贷、签订合同等。 其次 , 尽管地方政府赋予社区一定职责 , 但社区缺乏法律授权以确保获取必需的资 源来执行这些职责 。在没有预算或者征税权力条件下 , 执行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更为重 要的是 , 只有具有法律身份的组织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治 。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 。2000 年 9 月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出四组立法人员来 “监督实施”居 委会组织法 [ 24 ] 。 缺少资金来源 社区发展受到限制也是因为其职责与资金来源不相配 。据一位民政官员估计 , 目前 居委会的工作任务少的有几十项 , 多的甚至 100 多项 [ 25 ] ( P80) 。然而 , 地方政府提供给 社区的经费仅够支付工资 、提供办公地点和购买基本设施 。据民政部 1998 年的调查显 示 , 8112 %的居委会主任认为经费短缺是居委会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 [ 8 ] ( P124) 。 一些社区已经在争取企业的捐赠 。另外一些社区则利用法律上的模糊地位来创办自 己的企业 。这些活动通常得不到政府官员的支持 , 因为他们不相信社区领导人有足够的 能力管理企业 ; 其次 , 谋利行为会使社区偏离服务居民的目标 [ 8 ] ( P125) 。简言之 , 要求社 区完成政府不能完成的任务 , 却不给予其足够的财政资源 。如果社区要成为社会福利的 主要机构并代表地方利益的话 , 它们必须开发独立的资金来源 。 关键问题 这些障碍是一些关键性政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结果 。这些问题包括 : 界定社区的 角色 , 规定社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 界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 —— — 什么是社区 ? 第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 “社区”的定义 。官方和非官方的定义包括 : “一个区域 和单位的人” “扩大了的居委会” “政府在地方上的代表” “自我管理的实体”和 “一 , , , 个解决居民问题的自治社团” 。产生这种模糊的原因是缺乏指导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 。 因为没有明确的理论框架以及明确的法律地位 , 所以 , 社区承担的角色通常是由地方政 府决定的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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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社区与政府 比社区定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定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角色 。这个问题包括多 方面的内容 。首先 , 什么是 “自治” “自治”是否意味着自我管理和代表选举人的利 ? 益 ? 是否意味着社区能够 “自主”地贯彻地方民政局官员的指示 ? 如果社区仍然是地方 政府结构的延伸 , 那它们就不可能拥有任何重要的自治权 。迄今为止 , 政府一直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 这带来了很多后果 。首先 , 它 “限制了社区建设中居民的参与 …… 不利于
    [ 实现 ‘小政府 , 大社会’的改革目标”26 ] ( P180) 。第二 , 政府的参与实际上增加了一个官
    
    僚层 , 而不是提高了政府的效率 。正如一名中国学者指出的 , “加速社区建设 …… 需要
    [ 政府转变其行政职能 , 摆脱那种 ‘无所不包’的行政模式”5 ] 。
    
    —— — 社区 、党与人民 历史上 , 党一直全面控制社会 。从工作调动到孩子出生 , 没有政府的允许 , 几乎什 么事都不能做 。 经济和社会变化已经导致了这种体制的改变 , 但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 来 。这有助于解释一些在社团角色及其发展问题上复杂的 、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官方意 见 。许多政府官员认为 ,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必须要有质的变化 , 公民应该对自己的生活 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 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仍旧保持政治控制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 。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可以从民政部负责人话语中看出来 。他认为 , 社区建设的 “首 要任务是巩固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但同时又指出 , 社区建设应该包括政治改革 ( 扩大 , 基层民主) 和体制改革 ( 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 6 ] ( P12) 。
    
    六 、一些思考
    对于一项正在进行的实验很难做出评价 , 更不用说一项缺少权威机构与评价标准的 实验了 , 而且这项实验发生在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内 , 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用民 政官员和学者们详细描述的目标 —— — 使社会服务与新经济环境相结合 , 提高地方政府效 率 , 增强政府合法性 , 鼓励社会参与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 — 来衡量的话 , 结果是
    ① 复杂的 。虽然 “一些尝试社区管理和改革的城市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但多数城
    
    市还没有积极支持社区发展 。怀特先生早在 1991 年就在其有关中国地方政府的论文中 指出产生这种情况的三方面原因 [ 3 ] ( P240) : 首先 , 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日益复杂 ; 第二 , 地方政府结构是一个整体 , 因此 , 各层次的改革有赖于其他层次改革的成功 ; 第三 , 社 区的发展超出了相对 “安全”的经济领域 , 触及到了敏感的行政和政治领域 。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 , 但一些社区仍然非常积极 。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各地的经济环境 和政治环境不同 。沈阳的经济状况不佳 , 因此 , 地方领导人对社区工作非常支持 。结 果 , 那里的大多数社区都很积极 , 一些社区还建立了工人再培训中心和就业中心 。上海 的社区相对来说比较先进 , 但这是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结果 。从政治上说 , 社区实验
    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田纪云认为 , “城市委员会在帮助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方面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 而且正作为城市民主的 ‘练习课’而存在” 《委员会培养基层民主》 载 2000 年 8 月 29 日《中国日 , ,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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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为该市政府的一个政绩 。上海是中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 因此社区能够拥 有更多的经济资源 。然而 , 总的来说 , 研究表明 , “积极”社区都是一些例外 。正如居 委会一样 , 社区一直是地方政府政策的执行者 , 而不是地方利益的提倡者 。 随着社区职责的增加 , 它们不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 而且其内部结构也 越来越像政府组织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社区官员正面临着执行不受欢迎政策的压 力 , 例如征税 、计划生育等 。可能最能说明问题的是 , 对多数人来讲 , 单位仍然是提供 服务的中心 。然而 , 如果把社区简单地看成是政府的一部分 , 也是不正确的 。尽管社区 具有政府机构的某些特征 , 但同时它也具有一些不同于官僚机构的特点 : 包括选举 、组 织形式多样化 、与公民广泛的互动等 。 人们相信 , 社区将来会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职责 , 但社区发展成功的决定因素是政府 是否 “能有效地把权力移交给社会的下层 。[ 13 ] 这一进程受到非政府组织欠发展的限制 。 ” 人们相信 , 在非政府组织更加成熟之前 , 社区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 经 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社会问题的增长 , 加速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 过去 20 年间 ,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 但政治上的变化却落在后面 。社 区实验 , 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的途径 , 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如果允许社区发 展 , 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 、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说得更具体一点 , 它的发 展将会有助于一个市民社会的产生 ① , 这将会对政治体制产生重要影响 ②。 社区发展的政治后果怎样 , 人们的意见不一 , 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 : 社区或其他 “自治”团体将会在政治体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多种趋势发展的结果 。首先 ,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进 —— — 鼓励私营部门 , 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 , 鼓励外商投资 , 允 许居民收入上的差距等 —— — 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 。这些政策使得社会更加不稳定 、更 加复杂化 , 对世界其它部分更加开放 ③ , 结果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 , 使权力从政府转 向私营部门的个人 。这就降低了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 。这样 , 形成市民社会的经济动力 和政治动力互相影响和相互补充 。因此 , 经济和社会变化已经 “创造出一种社会土壤 , 这种土壤对于新的社会联合的产生非常有利 。[ 27 ] ( P25) ” 社区发展可能会产生政治影响的第二个原因 , 是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 : 要使速度已 经放慢的经济复苏 —— — 这是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 必须采取相应的政治变革 。其他国 家的经验 表 明 , 经 济 增 长 超 过 一 定 点 就 会 出 现 停 滞 , 直 到 政 治 环 境 变 得 更 加 宽 松 [ 28 ] ( PP195 - 241) 。社区是由政府建立的 , 社区的目标就是增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和
    ① 在中国 , 很难发现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组织 , 也就是建立在自愿参与 、自我管理 、自治等基础上的组 织 。研究集权国家市民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是 “调查在何种程度上社会组织改变了其特性 , 一个新的社会组 织的中间层出现 , 改变了国家和社会互动的方式 。 ”戈・ 怀特 、朱・ 豪威尔 , 尚小苑 : 《寻找市民社会》 牛津 , 克莱 , 尔登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6 页 。谈到社区 , 这就包括社区的活动是否表现出独立于政府的倾向 , 能否控制自己的 行为 。 ② 如果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话 ,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分离 。这 将会导致社会力量的重新分配 , 从政府转向新的社会阶层 。参见戈・ 怀特 , 珠蒂・ 豪威尔 , 尚小苑 : 《寻找市民社 会》 牛津 : 克莱尔登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7 页 。 , 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解释 , 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动力》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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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 鼓励 “民主化” 所以 , 社区似乎有可能比其他未经批准的团体具有更大的政治 , 影响 。 社区发展可能会有利于市民社会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它们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 用 。正如预料中的那样 , 它们将会成为提供服务的中心 。由于地处它们所服务的社区 , 领导人通常由当地居民组成 , 这应该会鼓励公民参与和地方利益集团的产生 。 或许社区发展可能会带来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 社区在履行其日益增长的职 责方面面临的困难 。社区在面临不断增长的压力的同时 , 也面临着严重的资源限制 。当 前 , 社区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 , 但社区也面临着获取自身收入的压力 。结果是 , 社区 对于其他财政来源更加依赖 。由于收入的大部分将会来源于捐赠或地方资源 , 因此 , 社 区有可能会反映捐赠者和当地的利益 。除了财政上的需要外 , 无法履行一定的职责会迫 使社区寻求地方政府的帮助 , 这将会导致现存的机构和新机构 ( 社区) 之间关系的变 化 , 因为需要后者来承担经济和社会变化带来的新的社会职责 。 总之 , 社区发展会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 。首先 , 它会通过接管在传统上属政府拥有 的一些权力 ; 其次 , 如果决策过程分散化 ,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的话 , 决策将会更加透 明 , 这不仅会培育出一些要求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团体 ( 也就是市民社会的基础) , 还会 促进法治的发展 ; 第三 , 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将会使政治体制更加民主 , 更加尊重人 权。 最近几年 , 政治改革的压力出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 。因此 , 社区实验的 成败有助于观察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 , 其结果将会是意义重大的 。正如一名中国学者指 出的那样 : “社区建设是深层改革 , 它不仅仅是结构上的变化 , 还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 深远的影响 。[ 14 ] ( P30)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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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 : 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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